雙碳目標下，綠色金融的熱度持續(xù)攀升，尤其在多項利好政策推動下，今年以來我國綠色債券發(fā)行規(guī)模已超過2500億元，明顯高于去年同期水平。
“在零碳金融里，有相當部分需要資本市場的債券。”4月16日，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，考慮到綠色金融投融資具有期限長、風險高等特點，只靠綠色信貸支持具有天然短板。他認為，在綠色金融向零碳金融發(fā)展過程中，需要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經濟結構、經濟形態(tài)的金融新模式，并呼吁構建與碳中和一致的結構性貨幣政策。
關于綠色金融模式的發(fā)展和完善，業(yè)內人士對市場化定價、加強信息披露機制、增加權益類投融資、統(tǒng)籌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呼吁熱烈。央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在會上表示，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關乎中國金融體系安全，在已經開展的微觀層面壓力測試基礎上，央行正在研究針對整個宏觀系統(tǒng)的壓力測試。
綠色金融結構有待優(yōu)化
“碳中和是一個范式變革。”朱民認為，相比工業(yè)革命以來人類以GDP測度的生產和消費，碳中和目標下，已經不只是物質生產問題，而是涉及人類消費方式、效用偏好、價值取向的變化，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(zhàn)。
中國作為發(fā)展中國家，未來要實現(xiàn)GDP四倍（預測）增長且提高能源的GDP效率、碳排放下降都要依靠科技進步，因此金融對科技創(chuàng)新的支持尤為重要。關于金融在碳中和轉型中的關鍵作用，朱民提到了四點：第一，提供規(guī)模巨大、期限長、風險高的零碳金融融資，其中僅能源融資或將達到185萬億元；第二，存量金融資產（325萬億元）中高碳的估值下降，低碳的估值上升；第三，化解轉型的金融風險；第四，構建零碳金融的宏觀管理體系，其中包括金融體系轉化成零碳金融體系、金融機構轉化成零碳金融機構。
目前來看，我國綠色金融發(fā)展已經取得了相當?shù)某删?，初步形成了綠色貸款、綠色債券、綠色保險、綠色基金、綠色信托、碳金融產品等多層次綠色金融產品和市場體系。根據(jù)央行此前公布的數(shù)據(jù)，截至2021年末，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5.9萬億元，同比增長33%，存量規(guī)模居全球第一；2021年境內綠色債券發(fā)行量超過6000億元，同比增長180%，余額達1.1萬億元。
但要從現(xiàn)在狹義的環(huán)保走向根本的零碳來支持整個經濟碳中和，需要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經濟結構、經濟生態(tài)的金融新模式。
“從總體上來看，到2020年末，綠色金融占整體總融資的比重只有4.6%，還是很小，其中綠色債券占存量銀行債券的0.73%，這個比重也是很低的。”朱民指出，當前我國以銀行為主體發(fā)放的綠色信貸占綠色金融的比重高達90%，遠超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總存量60.2%的比重。他認為，在零碳金融中有相當部分需要資本市場的債券，而且考慮到風險偏好不匹配、不方便，以及期限長、風險高、投資不穩(wěn)定等特點，加上缺乏完善的綠色機制，靠銀行信貸支持綠色融資具有天然短板。
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、金融學講席教授張曉燕也在一場討論中提到，我國目前的投融資機制還處于起步和加速階段，市場上ESG（環(huán)境、社會和公司治理）投資主要以信貸、基金、債券為主，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國家更注重權益類產品，我國綠色金融還處在早期發(fā)力階段，前進的空間非常大。
張曉燕建議，未來對投資端在加強投資者教育的同時，也要更加注重機構投資者的力量；對于融資端，要明確相關領域的投資回報，鼓勵進行環(huán)境績效的改善；交易平臺和監(jiān)管方面，可以構建完善的綠色市場服務體系和投融資的相關政策。
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，金融系主任、教授何平認為，綠色金融應該是實現(xiàn)雙碳目標的“市場化手段”，但目前只能算“準金融產品”。未來，綠色價格唯一的定價就是它可能帶來企業(yè)利潤上的差別或者違約率上的差別，這需要建立統(tǒng)一的碳市場，讓所有采用綠色排放技術的企業(yè)，因為減排獲得的收益要直接反映在融資成本和金融服務、產品上。王信認為，這一過程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，征收碳稅或碳費，進行金融支持相關領域的評價、財政政策的支持和引領等。
如何應對存量風險？
巨大的增量投資將在能源和科創(chuàng)兩方面支持碳中和轉型，“十四五規(guī)劃”已經制定了綠色的刺激政策和規(guī)劃重點，累計有44.6萬億元投資，包括基礎設施投資、可再生能源、集中式和分布式的能源和電力系統(tǒng)等多個維度。但在當下，存量綠色金融的挑戰(zhàn)同樣不可忽視。王信表示：“我們現(xiàn)在普遍認為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氣候變化可能會導致系統(tǒng)性的金融風險，是重要的系統(tǒng)性金融風險的來源。”
“因為在轉型過程中會重新定義資產價格，資產價格一變，國家、產業(yè)、公司、金融機構、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都會發(fā)生變化。”朱民指出。比如，在氣候變化進而導致碳價上升和能源價格下降的沖擊下，煤電公司對銀行貸款的違約率也會上升，而國內銀行尤其四大行對高能源、高排碳產業(yè)的貸款比重超過半數(shù)，這種價格重塑對規(guī)模超過1000萬億元的中國金融總資產（現(xiàn)金、保險、債券、股票等）來說不容小覷。
朱民認為，處理這些問題需要從構建宏觀框架開始。一方面，需要構建與碳中和一致的中國模式的結構性貨幣政策，央行應該在傳統(tǒng)宏觀政策中加緊推進碳中和的結構性工具、政策，來支持碳中和轉型并糾正市場的不匹配。他以疫情危機中的普惠金融再貸款機制舉例稱：“我們需要把它理論化、系統(tǒng)化，并且把傳導機制等模型全部做好，這就是開創(chuàng)了世界先例。”事實上，央行已經在去年推出了碳減排支持工具、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，同時加強金融支持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和低碳轉型的國際合作。
另一方面，朱民建議，要對風險管理系統(tǒng)做出改變，即在巴塞爾協(xié)議三大支柱（最低資本要求、外部監(jiān)管和市場約束）基礎上，第一支柱考慮調高高碳和低碳不同風險資產的權重，第二支柱鼓勵開展氣候變化和碳中和的相關壓力測試，第三支柱則強化氣候相關的信息披露。
據(jù)王信透露，央行已經開展了針對金融機構即微觀層面的氣候變化壓力測試，目前正在研究針對整個宏觀系統(tǒng)的壓力測試，通過宏觀經濟的變化可能影響到產業(yè)，從而影響到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表現(xiàn)。他表示，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，未來在壓力測試過程中也要把生物多樣性變化的問題考慮進來。
關于信披機制的完善，中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談從炎認為，這需要三個條件：一是大量投資和大量企業(yè)參與形成覆蓋面，二是強制性，三是完整的體系。
